電話:15753252007
本文目錄
現代社會的日常生活完全被報紙、卡通、廣告設計、服飾樣式、信息圖表等介質所表現的符號圖像與信息意義所包圍，人們的生活在不知不覺中日趨向符號化邁進。各種符號形式的生產、復制和交換成為社會生活的普遍特征，并且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資本勢力的擴大和信息意識的增強，這種特征將更為明顯。
圖像、信息以及符號化得以實現的一個重要來源就是現代社會高度發達的大眾傳播媒介。報刊、雜志、書籍、隨身聽、電影、電視、錄像機已經成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借助這些媒介手段，人們源源不斷地獲取著大量信息和享受著大量的娛樂。在這一生活方式的轉變中，作為社會組成部分的家庭和作為傳媒重要代表的電視都扮演著各自特別的角色，并且相互之間“拉扯”成“難舍難分”的關系。有學者稱電視最重要的特色是它是一種家用媒體，足見二者間的關系。
在科學技術與信息同步變革的社會發展過程中，電視傳播對整個社會的支配影響作用十分明顯，在日常生活的語言、廣告文本等意義象征性方面和出生、結婚、死亡等儀式性結構中扮演了重要的作用。電視傳播逐步地融入了大眾生活，使人們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均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人們打開電視來進行身心放松、消遣娛樂、享受愉悅，看電視耗費人們大量的閑暇時間；討論電視傳播中的節目內容、所涉及的重大新聞事件與人物、影視劇中的人物成為人們在家中，在街上及其它公眾場合的固定話題；政治人物形象展現、企業產品品牌推介、娛樂教育休閑消費都借助電視加以傳播。
隨著電視的普及，電視施展舞臺的一個重要場所就是家庭，成了家庭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節目的編排與內容都基于家庭視角，與之響應的就是播報風格的口語化、生活化、即時性。首先，電視內容大量的涉及家庭、住所與家庭生活,即家庭故事日益成為電視媒介表現的中心內容。對普通百姓家常生活的多角度、多方位地表現，以平民化的視角，講述百姓故事，探討百姓話題，服務百姓生活，讓電視節目制作者傾心不已。熒屏上的影視劇往往假想一個由父母、子女組成的特殊類型的家庭為背景，在這一特定的背景中鋪展人物之間的情感糾葛、話語交談，例如《渴望》、《我愛我家》；其次，電視傳播特色表現在與觀眾近距離、面對面、口語化直接說的家庭交談形式。例如，大型直播類新聞將新聞現場盛況搬到人們生活的家居場所，其它類型的電視節目內容大多模擬談話，參與者模擬家庭生活圍坐在廚房桌邊閑聊的方式，在一個情景場下或演播室里談天說地。這些都為了影響作為家庭一員的觀眾。同時，電視也打破了公眾領域和家庭個人之間的界限，將家庭的私人空間延伸至社會的公共空間中。大眾傳媒、政治、國家、公共生活等機構想社會大眾傳遞信息的書面權威的傳統日益走向家庭個人化特色?！敖徽剬嵺`-----是社會時間變革的重要組成部分。用哈帕姆斯（1989）的話來說，變革牽涉到政治方面的‘公共領域轉軌’。這一轉軌包括重新調整傳統的政治領域、娛樂性媒體和個人生活之間的相互關系。公共生活-----包括政治活動的要素，如會議、選舉、議會程序等，正日益被媒體公開報道。不過媒體內容的來源和播放具有公開性，而媒體的接收卻深深地打下了家庭與家庭生活的烙印，具有個人性。這兩者之間還存在著矛盾和差距。由于公共實踐和交流的越來越照顧個人的接收情況，這一差距已經消除-----這一發展的一個方面體現在媒體傳遞的公開交流已經‘家?；颉谡Z化’”。再次，電視是一種家用媒體。之所以這么說，是因為現代家庭生活都擁有電視，把它作為家庭裝飾、家庭娛樂、家庭文化、家庭共享的載體。有時候人們獨自收看，但是更多的與家人朋友一起收看，讓人們一起體會消費電視帶來的非常感覺，一起參與，一起喜悲，參與評論，將周圍的生活作為一個基準來閑話電視節目所編排的內容。于是電視成了一種中介性的交際形式，將家庭的溫馨串在電視的傳播上。同樣，在電視傳播的過程中，終端和目的地都是家庭，任何電視機構和傳播者的個體行為，都要充分考慮到家庭這種收視環境、收視活動的特點以及對于電視節目的迎拒取舍的心態。
現代社會的家庭成員大都認識到了電視在家庭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認識到了電視傳播不斷地重組著家庭的時間、空間、家庭閑暇和家庭角色，多方面、深層次地影響著每一個家庭。
現代社會節奏加快，外界娛樂費用增漲，社會安全不可預測多現，人們都將他們的精力、時間、注意力和責任心從社區公共生活轉入家庭和自我活動方面，業余活動更愿意私人化、越家庭化、個性化、多樣化越好。電視傳播的普及，已經為人們呆在家中提供了充足的理由和條件，足不出戶卻可以感受社會交談帶來的人際交際感覺、可以通過智力競賽節目、訪談節目和各種各樣的紀實節目或者情景喜劇、肥皂劇來體味真實或者虛構的家庭生活色彩，家人可以在一起在電視前溫馨地、真情地話聊生活中的瑣事，交流屬于家人私情的問題。電視傳播使以往我們十分熟悉的社會生活整齊劃一的整體性特征開始發生根本性的變革，公共化的社會性特征則越來越薄弱，呈現出“公共空間私人化”的特點。
這里最值得一提的是電視傳播改變娛樂方式---從室外走向室內。傳統的家庭的娛樂都在室外。筆者以每年的歡度春節為例，在電視傳播前，人們都走親串友、拜年送祝福，在一起共話新年，開展游戲；在電視傳播日益發展的時候，人們或許減少這種“儀式”，在家中觀看電視，央視的春節聯歡晚會就在這樣的潮流下引領了一代人的過年夜的娛樂方式；在電視與網絡技術大發展的時下，VCD、DVD等與家庭電視機相關產業的勃興導致了一種“看碟文化”，作為新的家庭娛樂形式，同時“互動”概念深入人心，人們以游戲節目為代表的電視娛樂和以網絡游戲為代表的數字娛樂，是一種融合了最尖端的前沿科技和人性化體驗的娛樂概念，具有“主動體驗”“虛擬現實”的特征，摒棄了地域和時間的制約，在現代人之間形成了真正的“零距離接觸”，創造出一種全新的體驗與休閑娛樂方式，實現了對傳統娛樂方式的革命。當今電視傳播注重大眾生活需要的通俗性、娛樂性，從各式各樣的娛樂性綜藝節目來看，以家庭為單位的參與形式越來越多，以家庭生活為重要內容的越來越多，體現出的正是百姓家庭生活的理念和家庭的娛樂方式的變革。電視傳播既作為一個新聞和信息的最為主要的平臺在發揮作用，同時又是家庭娛樂和文化的中心，它可以綜合各種不同的文化娛樂形式，是當下家庭文化生活的主要來源。在電視劇中，從現實題材《我愛我家》、《閑人馬大姐》到古裝戲說的《還珠格格》、《天下第一丑》，不是取材于日常家庭生活的細小方面，就是極力去滿足家庭這種新消閑娛樂生活方式的需要；在綜藝節目中，江蘇電視臺的《非常周末》，成為家庭群體、大學生群體周末娛樂的主要方式，她顛覆傳統娛樂方式，打造了全新的休閑空間，這種顛覆不是全盤的回避而是利用電視傳播語言、導入現代家庭生活意識、關注民生、打造家庭情景短劇、明星與主持人、觀眾互動的演唱說逗、模仿、知識問答和才藝表演等多樣的娛樂模式，牢牢地將人們的娛樂空間拉置于室內，開創了一個新的娛樂空間，豐富了人們的業余文化生活，滿足了大眾的精神需求。
電視傳播讓家庭的生活模式節律化
人們的生活節律是通過時間的安排來實現的，人們在固定的時間就寢、開飯、娛樂，使生活節奏化，有種穩定而帶來的安全感覺。而電視可以說是一個時間媒介，電視傳播是按照時間的進程來排列節目流程，依時間流程連續進行，不管辦多少電視臺，播出多少套節目，都是一個欄目接一個欄目，一個節目接一個節目，依序播放，在時間的發展過程中承諾著信息的傳遞和娛樂的奉送?！肮澞康亩ㄆ诎才挪⑶以谙嗤臅r間播放，意味著那些節目成了人們生活中某種確定的‘時間環’的組成部分”，節目的安排參照了人們的作息時間決定，但是隨著電視傳播的日益滲透，家庭的生活模式已經由電視的安排所決定的，家庭的生活節奏圍繞著電視節目而進行，使開飯、就寢、出門、學習、工作的時間節律化。因此，西方學者布賴斯區分了用不同的方式安排時間的兩種類型的家庭。第一種類型是單一積習（the monochromic）的家庭；這一類型家庭把守時看作重要的德行，特別強調按照計劃進行家庭活動，按照線型順序開展家庭活動，鼓勵孩子們一次只做一件事情并要把它完成。收看電視是圍繞著其他活動來組織，一旦打開電視，家人都要放下手重的其他事情來全神貫注的收看。第二種類型是多積習(the polychronic)的家庭。這一類型家庭很少強調按計劃辦事，大量的活動在同一個時間開展并比強調要完成任何一項工作。圍繞收看電視來組織其他家庭活動，電視充當了時鐘的角色，他們看電視缺乏計劃性，只是斷斷續續地注意一下電視上播放的節目。總之，不論兩種類型的差異卻共同反映了電視傳播對家庭生活模式的影響，一種無法躲開的生活調味劑。
電視傳播讓家庭的生活趨向社會空間
當然，家庭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而注重個人對電視傳播的依賴，并不能說家庭或家庭成員就脫離了社會環境。電視傳播媒介本身是一種教育工具和社會化手段，除了具備增長見識、溝通意見、表達情感、愉悅心情的功能之外，它引導觀眾求真、向善、尚美的社會作用也不容忽視。修辭學者勒爾認為電視傳播在家庭有兩種主要社會用途：結構用途和關系用途。在結構用途上，電視被視作一種持續不斷的背景噪音，成為家庭社交環境的組成部分，為一個家庭提供了隨時可以利用的環境資源，電視的聲音和形象與這一環境中正在進行的任何事情競爭或共處，并與其他我們進行的任何事情競爭或共處，觀看電話司似乎是社交而非自我陶醉（self-absorbing）。人們可以圍繞電視組織以一個行為管理者的姿態安排自己的生活，在電視規定的情景下歡快地進行交談、看書、吃東西或者同時做上幾件事，還可以決定孩子的學習以及在學習后的某個時間內才可以接近電視。在關系性用途上，電視傳播起到了交際輔助器的作用，對家庭成員或者客人的談話起到導入與促進作用。人們可以在交談中提到電視節目，用電視節目中人物和事件來表達自己欲說的內容，提高辯論水平，選取由于電視傳播形成的共同的經驗例證和基礎話題來與家人朋友交談，打破冷場局面，減少焦慮、發現價值；電視傳播還可以促進家庭中的聯系或回避，共同看電視為家人提供了相互接觸、表達溫情的機會，創造一種緩解緊張感的社會空間，減少沖突，維系家庭關系與團結，人們生氣或者疲倦是可以觀看電視來回避社會交往、拒絕其他家人的成員的關心，防止矛盾的擴大；電視傳播還可以為人們提供社會學習的機會，通過消息與價值觀的傳播來規范人們的思維行為和提高人們解決問題的能力；電視傳播讓人們有一種角色扮演的心理，對電視節目中人物行使替代想法，夢想一種理想化的生活，刺激人們在社會中不斷的努力。
電視傳播讓家庭成員角色的傳統差異性逐漸消解
電視傳播不斷地將虛構節目和對實際發生的事件的描述融為一體，把不同的素材納入一個連續性的總體，創造一個總體性的世界，把情景劇中被動的接收性和家庭生活結合起來，讓觀眾參與消費，變成家庭起居室內的談資，使之產生一定的文化意義，形成一定的家庭文化。
看電視不是在被遮蔽的房間里或者是舒適的環境中進行的一種孤立活動，也不是最大限度地集中注意力來進行的活動。由于家庭中成員形成的男女傳統角色差異也帶來了不同的收視習慣的差異----女人典型的觀看方式是注意力不集中，因為家庭是她們主要的工作場所，這種分散式狀態觀看節目有利于她們兼顧家務；男人典型的觀看方式是注意力集中，因為他們將家庭以及電視或者其他媒介作為辛勞之余休閑、放松和享受的場所，隨心所欲地利用手中的遙控器快速地、經常地轉換頻道或者跳過廣告節目，體驗沖浪般的視覺感受。在家庭中，象征著全家觀看什么節目的權力的遙控器掌握在男人的手里。一者婦女缺乏對復雜程度相當的家用錄像設備使用的信心，二是婦女又感到有承擔家庭義務的責任心，沒有時間看電視。
隨著技術的進步和社會的發展，人們觀看電視的情態也在不斷的變化，男女收視的差異化也將不乎存在，電視傳播的談話式的親和力拉近了夫妻之間的情意，電視傳播的內容，彰顯著一定的現代家庭的平等意識和民主氛圍，反對家庭暴力，反對男權獨斷，不斷地影響著家庭成員的意識，那種傳統的角色意識也逐漸消解。例如李少紅執導的電視劇《橘子紅了》，講述一個發生在中國清朝末年的江南小鎮上，由容家大太太和佃農秀禾為代表的傳統女性，以自身的經歷反抗封建婚姻制度而演繹的有關覺悟與抗爭的動人故事，逐漸地剪掉還殘留在國人腦中的那根“封建的辮子”，發現女人的自我與價值。又如，在2004中國國際廣播影視博覽會上，作為參展的長沙電視女性頻道電視傳媒有限公司派發了神秘禮物，引起了廣大參會人員的濃厚興趣，原來是一枚安全套，上面很溫馨地寫有“愛自己，愛女性，愛女性頻道”，讓你感覺一種與眾不同的人文關懷。長沙電視臺女性頻道是全國第一家成立的女性定位專業頻道，也是本次廣博會上惟一一家以專業女性電視節目制作公司身份參會的城市電視頻道，該公司走出地域城市電視臺局限，將節目制作基地設在北京，制作的《女人故事》《21世紀我們做女人》《男左女右》《女人私語》等一系列女性題材節目，面向全國發行，引起了與會電視臺的極大興趣，暗示著電視傳播對家庭女性的日益關注，直接超越了央視《半邊天》節目，顯得更直接化，更接近女性的心底。
此外，電視傳播對于農村家庭的經濟發展、社會的信息流通和大眾家庭的教育都有很大的作用，電視傳播也影響了家庭的裝修風格與布局，由于電視裝置在家庭中占據空間的原因，出現了電視裝修墻以求美觀。
電視是一種變化多端的實踐、技巧和技術，它逐步被置于家庭之外的酒吧、娛樂場所等，與此同時家庭本身也變成了一種家庭技術（domestic technologies）的復雜網絡。正如電視重組了家庭的時間、空間、家庭閑暇和家庭角色一樣，電視現在又融入了錄像機、傳真裝置、網絡、游戲機等各式各樣的技術于一身，家庭攝像機取代往日的日記與像冊，成為個人和家庭記錄故事與歷史的一種生活模式，通過全新的家庭或個人敘事形式進入一個全新的媒體環境，通過電視、電腦、電信技術與外部重新建立新的聯系，或購物、或交流、或預約服務或其他新的生活方式。
當然，電視傳播對于家庭生活也有一定的負面影響，首先，由于電視在人們業余生活中占的比重過大，因而導致了對大眾精神生活的幾乎“獨霸”、“壟斷”現象；加上電視口語和畫面的直觀性使人們越來越懶于閱讀，丟掉了讀書習慣，電視被指責束縛了人們的思想、削弱了人們的智力水平，導致媒介依存癥心理疾病、思維懶惰和想象力的退化，出現了注重感覺、不注重理性邏輯，“跟著感覺走”的“電視人”和注重自我意志自由、不理會外部強制權威、回避社會、受電視影響較重的“容器人”。其次，電視節目中宣揚的不正確的思想觀念和價值取向，渲染的燈紅酒綠、腐朽糜爛的生活方式也會對觀眾產生誤導作用，使他們的心靈受到污染和毒害。今年上半年，江蘇就有幾位觀眾投書《電視研究》雜志，指出部分影視劇中展示的“天國理想”和“糜爛生活”等會產生不容忽視的負面影響，吞噬著人們善良、勤勞和上進的本性。第三，雖然其中的機制尚不明朗，但電視中的暴力和色情內容會危害個別觀眾特別是某些青少年觀眾的身心健康甚至引發治安刑事案件，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例如《水滸傳》熱播期間就出現類似情況，幾位中學生拉幫模仿，尋毆滋事。第四，電視如果被法西斯之類的獨裁者控制，人民就將沒有機會聽到不同的聲音，從而失去了解事實真相的權利而任由獨裁者擺布。早在1949年，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就在幻想小說《一九八四年》中作了可怕的預言：由于電視的發明，到了“1984”，獨裁者利用電視就可以完全控制人民的行為(見張雅欣《電視概論》，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7年版前言P1)，第五，對于個人而言，過分看電視首先可能致病。研究表明，對電視的不當觀看(或時間過久，或心理上過于沉溺等)會引發種種“電視病”，如電視胃、電視肥胖癥、電視孤獨癥等等，或造成智力低下的“電視兒童”等特殊人群。正因為電視傳播的這些負面影響，一些知識分子視電視為洪水猛獸，他們稱其為“教唆犯”、“散布愚昧的罪魁禍首”、“社會麻醉劑”、“旁觀者文化”等。
這些相互矛盾、完全對立的命題標明了電視傳播對家庭生活的影響是復雜的。這究竟是媒介工具的形式引起的，還是由它的傳播內容引起的，或者是其他因素引起的，很難從某一點上說明。媒介與社會、媒介與人的問題，是媒介效果分析的核心問題。一種媒介技術與工具的普及，它的沖擊和影響是巨大的，由于起內在的活動規律和特性影響著人們的方方面面，但是把所有的原因都歸結于它，這是不切實際的。
參考書目：
《電視與社會》（英）尼古拉斯?阿伯克龍比南京大學出版社 2001年
《重組話語頻道》（美）羅伯特?C．艾倫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0年
《百姓家庭故事：電視新選擇》湘里妹子學術論壇
《電視的正面影響與負面影響》柳耀輝萬勤《西南電視》2001年第6期
《傳播學教程》郭慶光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2年
這里說的模糊性，是指我們如今在國內電視管理體制改革與頻道設置的語境中使用的“公共頻道”概念具有特殊的指向，與它在普遍意義上的含蘊明顯不同。問題的復雜性更在于，這一在特定語境中具有特定含蘊的概念在實施的過程中其意義又發生了游移，而且是在向其普遍意義靠攏，二者往往顯得若即若離，貌合神離。此外，國內已經遍地開花的公共頻道在展現形態上不盡相同，重要是這已經不完全是風格多樣化層面上的不相同，而是在基本架構與核心元素層面上的不相同。諸如此類的種種，實際上已經使得公共頻道的概念喪失了標識與辨認的功能。
第一，兩種不同意義指向的公共頻道
在通用語境中，公共頻道系指公共性質的電視媒介，與國營、私營性質的電視媒介相互區別、鼎足而立。它一般通過國家委托、特許的公共機構提供電視節目，不以經濟利益為目標，其日常的運作經費以觀眾的電視機執照費、社會團體與個人的捐助為主，國家財政補貼為輔。大多不接納商業廣告，有的容許少量的商業廣告，但明確規定不能影響節目的內容。最著名的有英國廣播公司（BBC）、日本放送協會(NHK)。即使是在商業電視遮天蔽日的美國，也有公共廣播公司（CPB）、公共電視網（PBS）、全國公共廣播網（NPR）等公共廣播機構。
比較而言，歐洲的公共電視更加普及、成熟，其中英國廣播公司歷來被認為是西方公共性質傳媒的典型范式。它強調以保障公共利益為根本宗旨，覆蓋面廣，滿足不同層面的受眾觀賞期待。關注少數派和弱勢群體，關心民族特性和社區生活。英國傳播學家丹尼斯·麥奎爾將公共廣播電視歸納了七個特征：服務的普遍性、內容的多樣性、編輯的獨立性、社會責任至上、高質獨特的文化內容、公共財政、經營的非營利性③。
在這里，“公共”的含義強調的是公益、公眾，意義中心落在傳媒的接受者一方即受眾，公共頻道就是要服務大眾，讓大眾從觀賞電視的過程中獲得益處。公共電視的這一特點通過與商業電視的對照中，可以看得更加清楚。在西方國家，公共電視是相對于商業電視而存在的。商業電視專注的是社會中具有旺盛消費欲望的受眾，也就是說具有廣告價值的人群是其主要的服務對象，全力以赴追逐商業利益。而公共電視的理念要求服務公眾的普遍性。同時，商業電視為了利益常常漠視各種亞文化，社會邊緣群體很難得到公平注視。公共電視容納不同的聲音，倡導多元文化的并存與交流，傳播不同層次人群的思想與情緒。
很顯然，國內設立公共電視頻道的初衷并不在公益、公眾。在我國所有的新聞媒體都有為絕大多數人服務的職責，這一點根本無須特別強調。那么，公共頻道之“公共”強調的是公用、共有，其意義的重心落在了傳媒的傳播者一方。在這里，公共頻道就是指省、市、縣三級電視播出機構公用共有的頻道。也就是廣電總局相關負責人所說的：“它是充分利用好省市縣三級人、財、物資源的一個載體，是三級共同發展的一條強有利的紐帶?！雹?/p>
要完全理解國內公共電視頻道這樣的特殊含蘊，就應該聯系它產生的背景。在1983年召開的第十一次全國廣播電視工作會議上，確定了“四級辦廣播，四級辦電視，四級混合覆蓋”的建設方針。此后，國內電視臺的數量在短時間內得到迅速擴張，并很快出現了過多過濫的流弊。自1996年12月開始，中央政府就出臺了一系列文件，對電視播出機構進行“控制總量、調整機構”的改革。我國對電視的管理實施的是條塊結合的雙重領導體制，控制電視臺總量的改革是從“條”的路徑上推開的。從“塊”的角度看，不僅沒有控制數量的自發要求，而且各地都有了對電視媒體存在的習慣性甚至依賴性，因而這項改革也存在著現而易見的實際困難。廣播電視行政管理的高層認可福建公共頻道的試驗，并迅速在全國范圍進行推廣，正是因為它是現行體制下治理“散、濫、亂、小”的一個在各方接受限度之內步驟。建設公共頻道，可以推進縣級電視播出機構的職能轉變，即從自辦節目轉為傳播中央和省級電視臺的節目，這個思路的終點是由公共頻道取代縣級電視臺。巧妙的是，這并不意味著基層從此就沒有了電視播出機構，因為公共頻道是省市縣三級共同擁有的電視媒體。
第二，具有特定含義的“公共”概念出現了游移與擴張
國內電視公共頻道雖然無一例外的具有特定的職能、特定的涵義，但是有一些電視臺的公共頻道在頻道定位與宣傳上，有意無意的超越或淡化特定的“公共”概念，使其兼具或者轉向普遍意義上的“公共”涵義。
云南電視臺的公共頻道宣揚“公共的，就是大家的?！苯又忉屨f：“就是全省各市（地州）、縣（市）廣電媒體和各級政府職能部門共同的?！痹谶@里，“公共”顯然用的是其特定涵義。湖南電視臺的公共頻道這樣界定自己：“是湖南省廣電集團主管的公益性頻道，是湖南電視臺響應中央政策、為逐步實現地市縣電視臺職能轉變所開辦的省級專屬媒體。”這樣的闡析游移于公共頻道上文所述的兩種涵義之間。浙江電視臺公共頻道的運作理念是“以人為本，服務公眾”，強調傳播公共資訊，關注公共事務，關心公益事業，體現公共利益。河南電視臺描述自己是聯播全省各地電視媒體的一個新的省級電視媒體。提出的口號是：“公共頻道，咱大家的頻道”、“公共頻道，關注公益事業”、“公共頻道大家看，你說咋辦就咋辦”。那么，僅從宣傳的文字上看，這兩個省的公共頻道已經開始向普遍意義上的公共頻道靠攏、轉化了。
在這個方向上，江西電視臺走得更遠。該臺的公共頻道剛剛經歷了一次改版，以全新的品牌、全新的形象、全新的定位出現在觀眾面前。它推出的新的品牌定位口號是：“紅色情懷，愛心舞臺”，提出要以紅愛心來服務江西這塊紅土地。自此之后，這個頻道策劃與推動了一系列的公益性活動，其中影響較大的有助學行動、送電影進社區活動、愛心購物節等。這些活動既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益，也使頻道的新形象在有限的時間里得到廣泛的傳播。
第三，國內公共頻道的標識與辨認功能不強
在國內，電視臺的形象已經很大程度上被各專業頻道所分割、遮蔽，電視頻道成了電視播出機構的更具實體性和本質性的存在。盡管各個電視臺的頻道構成不盡相同，但是每個已設立的頻道基本上都面目清晰，有跡可循，諸如新聞綜合頻道、經濟頻道、都市頻道、影視頻道、女性頻道、旅游頻道、少兒頻道、綜藝頻道、體育頻道等。它們之間也許沒有達到壁壘森嚴、畛域分明的境地，但是一望其頻道名稱，便可大致感知其內容，也就是說這些頻道的名稱完全具備標識與辨認的功能。與它們相比，從受眾接受的角度來看，公共頻道的定位顯得比較浮泛，形象顯得比較模糊。
公共頻道在整體上缺乏相對的規定性，這自然會反映到節目的形態中。具體說在節目的基本框架形式與核心元素構成等方面，各個電視臺的公共頻道相互之間迥異其趣也就勢在必然了。福建電視臺把公共頻道定位為“農村·綜合”頻道，重點開拓農村市場。強調關注農村生活，服務農村經濟。河北省的公共頻道精選河北電視臺1—5頻道的優秀自辦攔目，以娛樂為主，法制、農村節目為輔。江西電視臺另辟蹊徑，打造了一個定位清晰主題鮮明的公益性頻道。包括浙江、寧夏、湖南等在內的大多數?。ㄊ?、自治區）的公共頻道，實際上都成了當地的第二個省級綜合頻道。
在電視公共頻道的概念被推廣以后，廣電行政管理的高層就指出：創新性是公共性這一特征帶來的必然要求。因為公共頻道本身是改革的產物，如何運作、如何管理，各地根據實際情況，只要有利于達到辦好公共頻道的目的，都可以擁有很大的創造空間，上面可以為此提供寬松的政策環境。由此可見，公共頻道概念的模糊性及其帶給觀眾的不適等情況，都在管理高層的接受限度之內。設立公共頻道是一項管理制度的改革，其目的是實現基層電視播出機構的職能轉變。因為要達到這樣的目的而出現了一些混亂的現象，自然是可以接受的了。但問題是，國內的縣（市）級電視播出機構并不是全都發生了職能轉變，基層縣（市）電視臺自制自播的現象還在較大的范圍里存在。那么，因此而出現的一些混亂現象就沒有的理由存在了。國內公共頻道概念出現的這種混亂狀況，顯然不是語言學意義上言辭是否達意的問題，它反映的是電視管理體制改革的復雜性與艱巨性。
將近40年前，“公共領域”（德語Offentlichkeit，英語publicsphere）一詞在德國當代大學者于爾根哈貝馬斯（Jurgen Habermas）的一本名著（Habermas,1962/1989；哈貝馬斯，1999a）中被概念化了。從此它成為歐洲主流政治話語的一部分，歐美各國學者的專題性著作和論文層出不窮，公共領域與傳播媒介的關系受到高度審視。
哈氏所謂公共領域，指的是介乎于國家與社會（即國家所不能觸及的私人或民間活動范圍）之間、公民參與公共事務的地方，它凸顯了公民在政治過程中的互動，其由來可上溯至古希臘時期，當時出現了“公”（公共事務）與“私”（私人事務）的分化。
“公共領域”一詞并非哈氏所創。在他之前，德語世界的眾多學者如熊彼特（Schumpeter,1918）和布魯納（Brunner,1943）都研究過同一主題。在英語世界，德裔猶太女學者阿倫特（Aerndt,1958）[6]和更早的杜威（Dewey,1923）也分別從公共哲學的角度探討過相關問題。以哈氏、杜威和阿倫特為例，這一概念的指涉不盡相同；在哈氏和杜威那里，大眾傳媒的功能和問題群顯然居于中心地位，而對于阿倫特則不然（Dahlgren,1995：7）。就哈氏而言，其核心概念是“資產階級公共領域”（“bourgeois public sphere”）。哈氏在1962年出版了《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下簡稱《公共領域》）后，除了1964為一套百科全書寫的一個詞條、為他那本名著1990年德文新版寫的序言以及1998年給一位中國學者的回函外，哈氏可能很少再涉及這一主題了，因為如他所說，“我這些年來已另有關懷”（哈貝馬斯，1999a：i）。
在《公共領域》中，哈氏寫道（哈貝馬斯，1999a：32）：
資產階級公共領域首先可以理解為一個私人集合而成的公眾的領域；但私人隨即就要求這一受上層控制的公共領域反對公共權力機關自身，以便就基本上已經屬于私人，但仍然具有公共性質的商品交換和社會勞動領域中的一般交換規則等問題同公共權力機關展開討論。這種政治討論手段，即公開批判，的確是史無前例，前所未有。
哈氏認為，資產階級公共領域的早期機制起源于從宮廷中分離出來的貴族社會，即他所謂的以王室、宮廷的以一整套關于“高貴”行為的繁文縟節為特征的“代表型公共領域”(“representative public sphere”)（哈貝馬斯，1999a：7、48）。
哈氏解釋說，國家和市場經濟關系的擴張而出現的社會的分離是一條基本路線，公共領域一直是私人領域的一部分，但它有別于私人領域，而只限于與公共權力機關（即國家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有關的事務，而政治公共領域以公眾輿論為媒介對國家和社會的需要加以調節（哈貝馬斯，1999a：35、70）。在這種公共領域所開展的政治批評中，一個介于貴族社會和市民階級知識分子之間的“有教養的中間階層”開始形成（哈貝馬斯，1999a：37）。公共領域承擔了市民社會從重商主義乃至專制主義控制之下獲得政治解放的語境當中的一切政治功能，它用公共性原則來反對現有權威，使私人物主的旨趣與個體自由的旨趣完全一致起來，因而很容易將馬克思所說的政治解放與人的解放統一起來?！俺墒斓馁Y產階級公共領域永遠都是建立在組織公眾和私人所具有的雙重角色，即作為物主和私人的虛構統一性基礎之上”（哈貝馬斯，1999a：59～60）。在這種公共領域中，手抄的和印刷的雜志成了公眾的批判工具，而首先在英國興起、繼而到1750年前后在整個歐洲觸目可見的“道德周刊”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哈貝馬斯，1999a：46～48）。哈氏將報刊稱為“公共領域最典型的機制”（哈貝馬斯，1999a：210）。
哈氏指出，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領域首先是在18世紀初的英國出現的。17世紀末，新聞檢查制度的廢除標志著公共領域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使得理性批判精神有可能進入報刊，并使報刊變成一種工具，從而把政治決策提交給新的公眾論壇”（哈貝馬斯，1999a：68～69）。哈氏最為推崇的報刊是18世紀初3位英國作家辦的融新聞、隨感、學術、娛樂等內容為一爐的雜志：笛福（DanielDefoe,1660～1731）的《評論》（Review），斯蒂爾(Sir Richard Steele，1672～1729)、艾迪生（JosephAddison,1672～1719）的《閑談者》（Tatler）和《旁觀者》（Spectator），尤其是后二者。[7]這種報刊和咖啡館、沙龍等聚會場所構成了在政治上抗衡宮廷文化的文學公共領域(literary public sphere)，文學公共領域又衍生出政治公共領域(political public sphere)（哈貝馬斯，1999a：34～35）。
哈氏以下列結構圖來表示資產階級公共領域的基本輪廓（哈貝馬斯，1999a：35）：
由于哈氏知識體系宏大，公共領域理論所涉及的范疇眾多，因此學界雖然對之興趣濃厚，卻了存在一些難解之處。為此，哈氏在1964年更加規范地給出了公共領域的定義（Habermas，1997：116）：
所謂公共領域，我們首先意指我們的社會生活中的一個領域，某種接近于公眾輿論的東西能夠在其中形成。向所有公民開放這一點得到了保障。在每一次私人聚會、形成公共團體的談話中都有一部分公共領域生成。然后，他們既不像商人和專業人士那樣處理私人事務，也不像某個合法的社會階層的成員那樣服從國家官僚機構的法律限制。當公民們以不受限制的方式進行協商時，他們作為一個公共團體行事——也就是說，對于涉及公眾利益的事務有聚會、結社的自由和發表意見的自由。在一個大型公共團體中，這種交流需要特殊的手段來傳遞信息并影響信息接受者。今天，報紙、雜志、廣播和電視就是公共領域的媒介。當公共討論涉及與國務活動相關的對象時，我們稱之為政治的公共領域，以相對于文學的公共領域。
1998年8月，哈氏在回答一位中國者所提出的問題時這樣概括了“資產階級公共領域”的基本特征：
資產階級公共領域是一種特殊的歷史形態，它盡管與其在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城市中的前身具有某些相似之處，但它最先是在17、18世紀的英格蘭和法國出現的，隨后與現代民族國家一起傳遍19世紀的歐洲和美國。其最突出的特征，是在閱讀日報或周刊、月刊評論的私人當中，形成一個松散但開放和彈性的交往網絡。通過私人社團和常常是學術協會、閱讀小組、共濟會、宗教社團這種機構的核心，他們自發聚集在一起。劇院、博物館、音樂廳，以及咖啡館、茶室、沙龍等等對娛樂和對話提供了一種公共空間。這些早期的公共逐漸沿著社會的維度延伸，并且在話題方面也越來越無所包：聚焦點由藝術和文學轉到了政治。
原告：王利毅，男，53歲，中國銀行深圳分行蛇口支行職工，住廣東省深圳市。
原告：張麗霞，女，50歲，深圳市瀚適實業有限公司職工，住址同上。
二原告委托代理人：陶武平、王嶸，上海市申達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告：上海銀河賓館，住所地：上海市中山西路888號。
法定代表人：趙仁榮，該賓館總經理。
委托代理人：郭立，男，50歲，政協上海市長寧區委員會干部。
委托代理人：郭杰，上海市新華律師事務所律師。
原告王利毅、張麗霞因與被告上海銀河賓館發生賠償糾紛，向上海市長寧區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原告訴稱：被告的賓館電視監控系統形同虛設，保安和安全巡檢人員嚴重失職，犯罪分子在該賓館內逗留長達三個小時，都無人查驗其證件和按照規定進行訪客登記，以至對犯罪分子的行為毫無察覺。由于被告對賓館的安全不負責任，致使二原告的女兒王翰在入住賓館期間被犯罪分子殺害，財物被劫。王翰的遇害與被告的過錯有因果關系，被告應當承擔侵權賠償責任。另外，被告對入住其賓館的旅客有“24小時的保安巡視，確保您的人身安全”的承諾，還說如果服務不符承諾內容，原承擔包括賠償在內的責任?！吨腥A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也規定：“消費者在接受服務時，其合法權益受到損害的，可以向服務者要求賠償”。據此原告認為，被告在承擔侵權賠償責任的同時，還應當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和消費者權益保護漢的規定，承擔違約和侵害賠償者權益的法律責任。請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承認錯誤、賠禮道歉，給原告賠償經濟損失798860元（其中包括王翰被搶劫財物損失28300元，喪葬費用231793元，差旅、住宿費95967元，教育、撫養費442800元），賠償精神損失費50萬元。
原告提交了以下證據：
1、中國醫藥（集團）上海公司發出的會議邀請書及該公司新特藥業務部的證明，證明被害人王翰是因公出差來滬參加交流會時入住銀河賓館。
2、上海市公安局長寧區分局的《緊急協查》通知、上海市公安局《重要尋人啟事》、《新民晚報》懸賞消息、上海市公安局《尸體檢驗報告》、上海市公安局長寧區分局關于王翰被害結論及遺體處理意見、公安機關為破案印刷的照片資料，證明王翰在入住銀河賓館期間被害。
3、被告給住店旅客的公開函、《銀河賓館質量承諾細則》，證明被告的承諾內容。
4、上海華亭集團《飯店管理模式》及銀河賓館《內保崗位作業》、《安全監視中心崗位作業》指導書，證明被告的安全保衛人員崗位職責。
5、公安部、國家旅游局1993年頒布的《關于加強旅游涉外飯店安全管理嚴防惡性案件發生的通知》，證明有關部門三令五申要求加強涉外飯店安全管理。
6、《上海市旅游業治安管理實施細則》和《上海市特種行業和公共場所治安管理條例》，證明上海市政府明文規定旅館應建立住宿、訪客登記制度，應實行24小時值班制度，并要有專人巡查。
7、經濟損失清單和相關憑證。
被告辯稱：被告與王翰之間存在著以租賃客房為主和提供相應服務為輔的合同關系；賓館內部的各項管理規章制度關非該合同條款；賓館對旅客所作的服務質量承諾，只是相對出租的客房和提供的服務而言。被告已按約履行了出租客房和提供相應服務的義務，并未違約。被告是有影響的涉外賓館，內部有著必要的、規范的各項規章制度及相應設施，不存在對犯罪分子作案有利的客觀條件。王翰遇害及其財物被劫，是犯罪分子所為，與被告的管理沒有因果關系。被告對王翰既未侵權，也不違約，故應當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
被告提交了以下證據：
1、賓館保衛部、巡檢員、監視員、治安管理人員、安全監視機房、總臺、樓面服務員的安全規章制度，以及會客單、訪客登記等制度，證明被告有賓館安全管理規范。
2、上海市建設委員會作出的《關于銀河賓館監視電視系統的驗收意見》、上海市公安局長寧區分局關于同意銀河賓館安檢系統擴改建方案的批文、上海市華亭（集團）公司《關于銀河賓館擴建改造安全監控系統請示的批復》、銀河賓館安檢系統擴建改造竣工書等，證明被告的電視安全監控系統符合治安要求。
3、陸紀新、曹興貴、金國震、何為公、劉楓的證詞以及27個電視監控屏幕的顯示圖等，證明發寧時間的4860分鐘錄像帶里，記錄了進出大門1200人次，進出客梯800人次，不存在失去監控的現象。
4、向陸紀新、胡劍杰、葉瓊的調查筆錄，證明保安人員明確自己的崗位責任，在1998年8月23日履行巡視職責期間，未發現異?，F象。
5、公安部發布的《旅館業治安管理辦法》、《上海市特種行業和公共場所治安管理條例》等，證明賓館訪客登記制度并非法律、法規的強制性規定。
6、客房門照片、張貼于客房內的安全提示以及上海市公安局長寧區分局的現場勘查筆錄等，證明賓館的客房門設施完好，當犯罪分子按門鈴時，被害人未使用安全裝置隨意開門，致使犯罪分子強行入室作案得逞。
經庭審質證，被告除認為原告提交的經濟損失清單和相關憑證在范圍與計算標準上缺乏依據外，對原告提交的其他證據無異議。原告認為被告提交其工作人員的證言不可采信，對被告提交的其他證據無異議。
上海市長寧區人民法院經審查查明：
1998年8月23日，原告王利毅、張麗霞之女王翰為參加藥品交流會來滬，入住被告的銀河賓館。下午2時40分左右，王翰經賓館服務總臺登記后，由服務員領入1911客房，下午4時40分左右在該客房被犯罪分子仝瑞寶（已被判死刑并執行）殺害，隨身攜帶的人民幣2.3萬余元、港幣20元和價值人民幣7140元的歐米茄牌手表一塊被劫走。事后查明，仝瑞寶于當日下午2時零2分進入賓館伺機作案，在按1911客房門鈴待王翰開門后，即強行入室將其殺害并搶劫財物，下午4時52分離開賓館。期間，銀河賓館未對其作訪客登記，且對其行蹤也未能引起注意。
被告銀河賓館是四星級涉外賓館，內部有規范的管理制度，并安裝著安全監控設施。銀河賓館制訂的《銀河賓館質量承諾細則》置放于客房內，并于1998年8月19日起實施。該細則中有“24小時的保安巡視，確保您的人身安全”、“若有不符合上述承諾內容，我們將立即改進并向您賠禮道歉，或奉送水果、費用打折、部分免費，直至賠償”等內容。
原告王利毅、張麗霞在女兒王翰遇害后，精神受到打擊，并為料理喪事多次來滬，經濟受到一定損失。審理中，被告銀河賓館曾表示，盡管銀河賓館對王翰的遇害不負有賠償責任，但考慮到王翰的遇害給王利毅、張麗霞造成精神上的痛苦和經濟上的損失，愿意在經濟上給予一定補償。由于王利毅、張麗霞不能接受銀河賓館的這一意見，致調解不成。
上海市長寧區人民法院認為：
原告王利毅、張麗霞之女王翰雖在入住被告銀河賓館期間遇害致死，財物被劫，但王翰的死亡和財物被劫是犯罪仝瑞寶的加害行為所致，銀河賓館并非共同加害行為人。銀河賓館在管理工作中的過失，同王翰的死亡與財物被劫沒有法律上的因果關系。故王利毅、張麗霞以銀河賓館在管理工作中有過失為由，要求銀河賓館承擔侵權賠償責任，沒有法律依據，不予支持。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八十五條規定：“合同是當事人之間設立、變更、終止民事關系的協議。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護?！蓖鹾采叭胱”桓驺y河賓館，其與銀河賓館之間建立的是合同法律關系，應適用合同法律進行調整，不能適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民法通則第一百零六條第一款規定：“公民、法人違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義務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钡谝话僖皇粭l規定：“當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義務或者履行合同義務不符合約定條件的，另一方有權要求履行或者采取補救措施，并有權要求賠償損失?！便y河賓館既然基于對賓館的管理以及對入住賓館客人的優質服務而作出“24小時的保安巡視，確保您的人身安全”的服務質量承諾，則應予以兌現，現未能兌現承諾，則應承擔違約責任。考慮到銀河賓館在提供服務過程中雖有一定的違約過失，但王翰之死及財物被劫畢竟是罪犯仝瑞寶所為，故違約賠償的數額應當參照本案的實際情況酌情而定。據此判決：
一、被告上海銀河賓館于本判決生效之日起10日內給付原告王利毅、張麗霞賠償費人民幣8萬元。
二、原告王利毅、張麗霞的其他訴訟請求不予準許。
案件受理費人民幣23325.80元，由原告王利毅、張麗霞負擔22043.25元，被告銀河賓館負擔1282.55元。
雙方當事人不服一審判決，向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
王利毅、張麗霞的上訴理由是：一、銀河賓館對仝瑞寶未進行訪客登記，對其反常行為未進行盤查，也沒有給予充分注意。銀河賓館雖有完善的監控設施，卻不能切實起至對旅客的保護作用。銀河賓館管理過程中的過錯，與王翰之死有法律上的因果關系。二、銀河賓館沒有恪盡職守，放任了仝瑞寶實施犯罪行為，故銀河賓館是以不作為的方式實施侵權?？梢哉f，銀河賓館的不作為侵權與仝瑞寶的犯罪行為共同導致了王翰的死亡。三、銀河賓館在本案中的責任是多重的，既有侵權責任，也有違約責任和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上的責任。本案涉及的侵權責任與合同責任是一種并列責任，不能因為兩個角度都有責任，而演變為沒有責任。四、王翰作為旅客住宿，是一種消費霆為，應當受到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保護，本案應當根據保護受害方的原則來處理。請求二審撤銷原審判決，支持上述人在原審時的訴訟請求。
銀河賓館上訴稱：一、根據合同法的規定，責任競合時，當事人只有單一的請求權。王利毅、張麗霞請求讓本賓館同時承擔違約和侵權責任，于法不符。二、王翰是因公出差從事商業活動，其住店不是生活消費；即便算“生活消費”，也不符合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消費者義務單一性和經營性責任單向性兩個特征。因此，王翰與本賓館之間只存在合同關系，對本案不應適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調整。三、《上海市特種行業和公共場所治安管理條例》已經將原來要求賓館對訪客進行登記改為進行訪客管理，這是市場化的體現，因此本賓館沒有對仝瑞寶進行訪客登記，不違反賓館行業的一般規定，從而也不構成對王翰的違約。從本賓館提供的案發當天進出人員以及27個屏幕反映的情況可以看出，由于出入賓館的人員太多，賓館確難注意仝瑞寶的形跡。王利毅、張麗霞不僅沒有向法庭提交過本賓館未按規定履行注意義務的證據，反而還承認本賓館的確履行了巡邏、監視義務，只是認為此義務流于形式而已。本賓館沒有注意到仝瑞寶的可疑跡象，實乃客觀條件所限。只有在本賓館注意到仝瑞寶的異常舉動后不采取行動，才是不作為。故本賓館在履行與王翰的住宿合同過程中，不存在不履行注意義務的違約事實，也不存在不作為的情節。原審認定本賓館在整個事件中有違約行為，沒有事實根據和法律依據。四、王翰之死是仝瑞寶所為，仝瑞寶的犯罪行為是導致王翰死亡的惟一原因。本賓館即使有違約過失，但此過失不足以造成王翰的死亡。五、刑事犯罪具有不可測性，賓館不具有拒一切企圖犯罪的人于賓館之外的辨別力。因此賓館提醒客人從門上探視鏡中看清來訪客人再開門，并同時配有自動閉門器、安全鏈條等設施。王翰未看清來者即開門，也為仝瑞寶犯罪提供了條件?？傊?，賓館的行為與王翰之死沒有必然困果關系，不應當承擔責任。六、本賓館對原審判決定賓館承擔8萬元的款數沒有異議，但必須明確這是本賓館對王翰之死表示同情，出于人道主義自愿補償給王翰家屬的。
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除確認了原審判決認定的全部事實，另查明：罪犯仝瑞寶在選擇犯罪對象的兩個小時內，曾7次上下銀河賓館的電梯。對此節事實，雙方當事人均無異議。還查明，王翰所住的房間門上配有探視鏡、安全鏈及自動閉門器。銀河賓館陳述，在客房門后張貼的安全告示中有要求旅客“看清門外訪客再開門”的提示，王利毅、張麗霞認可門后有安全告示，但表示不清楚告示中是否有前述內容。此節事實，有雙方當事人的庭審陳述為證。
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認為：
王翰在賓館內被害、財物被劫，是仝瑞寶犯罪的直接、必然結果。該犯罪結果所引起的刑事和民事侵權責任，只有仝瑞寶才應當承擔。上訴人銀河賓館與仝瑞寶的犯罪行為既沒有主觀上的共同故意，又沒有客觀上的行為牽連。銀河賓館的行為雖有不當之處，但這些行為不會必然地導致王翰死亡。因此，銀河賓館與仝瑞寶不構成共同侵權，不應當承擔侵權的民事責任。上訴人王利毅、張麗霞主張銀河賓館承擔侵權民事責任，缺乏法律依據。
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規定，經營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務，造成消費者人身傷害的，應當賠償。此規定是指經營者之商品或服務直接導致消費者受到損害的情形。本案王翰之死，并非由上訴人銀河賓館提供的服務直接造成，故不屬于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規定的情形。上訴人王利毅、張麗霞主張對本案適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調整，于法有悖。
賓館作為服務性行為，以向旅客提供與收費相應的住宿環境和服務，來獲取旅客付出的報酬。賓館與旅客之間的關系符合民法通則第八十五條的規定，是合同關系，應當適用合同法律規定來調整。本案發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施行以前，當時的法律對此類合同糾紛缺乏明確規定。最高人民法院在《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法釋〔1999〕19號）的第一條規定：“合同法實施以后成立的合同發生糾紛起訴到人民法院的，適用合同法的規定；合同法實施以前成立的合同發生糾紛起訴到人民法院的，除本解釋另有規定的以外，適用當時的法律規定，當時沒有法律規定的，可以適用合同法的有關規定。”根據這一司法解釋，對本案可以適用合同法調整。
合同法第六十條規定：“當事人應當按照約定全面履行自己的義務?！薄爱斒氯藨斪裱\實信用原則，根據合同的性質、目的和交易習慣履行通知、協助、保密等義務?！比魏温每腿胱≠e館時，都不會希望自己的人身、財產在入住期間受到侵害；任何賓館在接待旅客時，也不愿意出現旅客的人身、財產被侵害事件，以至影響自己賓館的客流量。因此，根據住宿合同的性質、目的和行業習慣，避免旅客人身、財產受到侵害，就成為此類合同的附隨義務。按照收費標準的不同，各個賓館履行俁同附隨義務的方式也會有所不同，但必須是切實采取有效的安全防范措施，認真履行最謹慎之注意義務，在自己的能力所及范圍內最大限度地保護旅客不受非法侵害。住宿合同一經成立，無論賓館是否向旅客出具口頭的或者書面的安全保護或承諾，合同的附隨義務都隨之產生并客觀存在。本案中，上訴人銀河賓館向旅客承諾“24小時的保安巡視，確保您的人身安全”，是自愿將合同的附隨義務上升為合同的主義務，更應當恪守職守履行這一義務。
自王翰登記入住銀河賓館起，王翰就與上訴人銀河賓館形成了以住宿、服務為內容的合同關系。在此合同中，銀河賓館除應履行向王翰提供與其四星級收費標準相應的房間設施及服務的義務外，還應履行保護王翰人身、財產不受非法侵害的義務。王翰是在賓館內被犯罪分子殺害的。由于刑事犯罪的突發性、不可預測性和犯罪手段的多樣化，作為賓館來說，盡管認真履行保護旅客人身、財產不受非法侵害的義務，也不可能完全避免此類犯罪事件在賓館內發生。因此，一旦此類犯罪事件發生，不能以賓館承擔著保護旅客人身、財產不受非法侵害的合同附隨義務，就一概認為賓館負有責任，具體情況必須具體分析。對犯罪造成的危害結果，根據罪責自負的原則，必須由犯罪分子承擔刑事和民事的法律責任。賓館能證明自己確實認真履行了保護旅客人身、財產不受非法侵害的合同義務后，可以不承擔責任。
上訴人銀河賓館作為四星級賓館，已經具備了將賓館大堂等公共活動區與旅客住宿區隔離的條件。為了適應市場化的要求，賓館不需要也不可能對進入賓館大堂等公共活動區的所有人員進行盤查、登記。但是為了住宿旅客的人身、財產安全，賓館必須、也有條件對所有進入住宿區的不熟識人給予充分注意，在不乏熱情的接待、詢問中了解此類人員的動向，以及時發現并遏止其中一些人的犯罪企圖，保護旅客的安全。事實證明，銀河賓館并沒有配備專門人員負責此項工作，以至罪犯仝瑞寶出入王翰所在的住宿區時，均沒有遇到過賓館工作人員，更談不上受到注意與詢問，因而才能順利進入客房作案，作案后又從容逃脫，王翰的尸體在第二天才被發現。銀河賓館不在旅客住宿區配備負責接待的工作人員，是其工作中的一大失誤，這一失誤已將旅客置于極不安全的境地，這也是仝瑞寶將銀河賓館選作犯罪地點的根本原因。銀河賓館雖然在住宿區每個樓層的電梯口都安裝了電視監控設備，但是當監控設備已經反映出仝瑞寶為等待犯罪時機在不到兩小時內7次上下賓館電梯時，賓館工作人員不能對這一異常舉動給予密切注意。事實證明，由于出入電梯間的客流量較大，這一措施對及時保護旅客的人身、財產安全并不奏效。銀河賓館沒有全面、認真地履行合同義務，自應承擔違約責任。
上訴人銀河賓館的客房裝備著探視鏡、自動閉門器和安全鏈條等設施，并以告示提醒旅客必須看清門外來客時再開門。作為四星級賓館，這些安全設施應當說是比較完備的。但是銀河賓館應當知道，旅客來自四面八方，其語言、文化程度、生活習慣、旅行常識有很大差異。在此情況下，賓館不能認為給客房裝備了安全設施、并且用文字提示了安全常識，就是盡到了自己的義務，還必須認真、負責地教會旅客在什么情況下使用以及如何使用這些安全設施，直至旅客形成使用這些設施的習慣。否則，縱有再好的安全設施，也會形同虛設。銀河賓館在這方面所盡義務是不夠的，其以“王翰沒有按照提示的要求看清門外來客后再開門，以致仝瑞寶能夠進入房間犯罪”為由否認自己違約，理由不能成立。
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條第一款規定：“當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義務或者履行合同義務不符合約定，給對方造成損失的，損失賠償額應當相當于因違約所造成的損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獲得的利益，但不得超過違反合同一方訂立合同時預見到或者應當預見到的因違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損失?！鄙显V人銀河賓館履行義務不符合合同的約定，以至使旅客王翰陷入危險的環境，應當承擔違約責任。但是應當指出，銀河賓館依法只對其在訂立合同時應當預見到的因違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損失承擔賠償責任。王翰被害及其財產被劫的損失，必須由殺害王翰的犯罪分子仝瑞寶承擔。還應當指出，王翰作為旅客，時刻注意保護自己的人身、財產安全，也是她在訂立住宿合同后應當履行的合同附隨義務。王翰未能充分了解和利用賓館提供的安全設施，以至給仝瑞寶的犯罪提供了條件，在履行合同附隨義務中也有過失，因此可以酌減銀河賓館的違約賠償數額。
上訴人王利毅、張麗霞在一審提起賠償訴訟時，所引法律依據是混亂和不完全適用的。原審根據有利于權利人的原則，確定本案為合同違約并依法處理本案糾紛，是適當的。王翰被害，給王利毅、張麗霞造成極大的物質與精神損失，因此要求上訴人銀河賓館給付包括精神損失費50萬元在內的百余萬元賠款。鑒于這些損失主要應當由犯罪分子仝端寶承擔，原審對王利毅、張麗霞的訴訟請求不予全部支持，是正確的。
綜上所述，原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判處恰當，審判程序合法，應予維持。據此，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三第一款第一項的規定，于2001年1月17日判決：
駁回上訴，維持原回。
上訴案件受理費人民幣23325.80元，由上訴人王利毅、張麗霞及上訴人上海銀河賓館各半負擔
【溫馨提示】本次分享的會議電視使用價值分析和會議電視的標準的問題是否解決了您的問題，部分內容來自網絡，僅供參考，請以實時信息為準或撥打服務熱線詳詢。青島會議公司提供：青島會議收費，青島會議旅游，青島會議酒店，青島會議主持人，青島會議場地，青島會議公司策劃，青島會議接待服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