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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獲的喜悅”——“谷歌”誕生背后的故事
“谷歌”，以谷為歌，象征著收獲的喜悅，也表達了一種勤懇求實的態度，以及對返樸歸真的向往。它同時也想傳達出中國人對幸運/吉祥的企盼。
“谷歌”，是播種與期待之歌，亦是收獲與歡愉之歌。
在這個萬物復蘇，草色青青柳葉新的時節，Google在宣布了面向全球中文語言用戶的中文名字，這是Google在全球范圍內唯一一個非英文的名字。
“谷歌”，看似簡單的兩個字，寄托了Google夢想與希望。要追溯“谷歌”的來源，時間之船便要漂向四年前。
“一個Google全球所有中國人參與的項目”
2002年，Google總部-山景城，伴隨著又一位中國員工加入Google，“是不是該給Google起個中文名字”又一次在Google內的中國員工中掀起了波瀾。事實上，自從Google招收了第一位中國員工開始，給Google起個好聽，好記，有意思的中文名字便成了Google全球所有中國員工共同的項目。
“給Google起個中文名字已經成了少有的所有Google中國人共同參與的項目，大家都很在乎這樣一件事，可以說在這幾年中，每一個Google中國人，都或多或少地都參與到了對中文名字的討論中，而且這可能也是唯一一個所有中國人都參與的項目。Google的員工大多對Google品牌充滿感情。就像給自己的孩子起名字，每個人都希望為Google起一個獨特有創意的名字。” Google亞太區市場經理張晶說。“就像有很多的爸爸媽媽，每個人對Google品牌的詮釋和期待都有些微的差別。再加上其他種種原因，在這四年中，對中文名字的設想都停留在Google工程師或市場人員的討論中，并沒有正式提上日程。”
但是伴隨著用戶需求的發展，一個瑯瑯上口的中文名字就不再止于Google中國工程師內部討論的“紙上談兵”。
2005年，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公布過一份調查報告顯示，雙字節的中文環境中，用戶們習慣賦予這個英文單字自己獨特的叫法。43%一直用Google的英文稱呼，26%的人稱Google為“狗狗”，13%的人稱Google為“古狗”。
2005年5月底， Google決定就是否需要中文名字做一次正式的市場調研，調查結果進一步印證了大家對中文名字的判斷，對于Google，事實上人們已經按照自己的音譯習慣為Google賦予了形形色色、千奇百怪的稱號，狗狗、酷狗、古狗、酷狗、勾勾、果果、咕嘎等。在所有的調查者中，53%的人希望Google有一個中文名字。
在Google，用戶的聲音最為重要。這一調查的結果明確了為Google起名的目標。我們需要一個能夠更廣泛地同所有中文語言用戶交流的橋梁——Google中文名計劃正式啟動。
“窮盡所有可能，這次也不例外”
Google文化中用“數據說話”是一個最為基本的原則，在這里，運用數學和科學計算來做事情是最常見的方式，略帶感性色彩的Google中文命名也不例外。
張晶說：“開復是一個非常嚴謹的人。他認為做事要有一個系統的方法論。對起名這種眾口難調的項目，一個好的方法論可以幫助我們做出比較完善的決定。比如我們在起名的時候，首先要有一個為大家認同的方向-名字要不要有含義，shi音通，今后如何使用,。其后，在數據和我們驅動（Data Driven），要窮盡所有的可能，Google起名的方法因而獨具特色。”按照與“Google”英文名發音相似的原則，Google將所有G打頭和K打頭的漢字都羅列出來，首先將諸如“瞽、貺”這樣的生僻字排除之后，30多個常用、常見的漢字被篩選出來，排列組合，1800多個候選名單浮出水面。與此同時，外聘的廣告公司也提供了100多個內涵豐富的名字。Google中文名的篩選便從這幾近2000多個候選名中正式開始了。
“選擇一個合適的中文名字絕對不亞于開發一款產品”，回想起遴選名字的“痛苦”經歷，張晶忍不住苦笑著搖搖頭，“那些天，滿腦子里面飄浮的都是這些名字，他們一個個以各種各樣，或奇怪，或搞笑的方式組合，排列起來，前者比如“夠卡，鼓扣”，后者如果殼，夠闊，像“夠卡”這樣的組合可能以后也不會有人再讓他們這樣組合起來了，不過當時為了把所有的可能都充分考慮，我們對于每一個候選詞都認真對待，所以那些天的腦袋似乎都被塞得滿滿的”。
不過還好，從一開始，Google就明確了中文名字的方向：第一它不但是一個新名稱，更要很好地體現Google公司的特質，創新，朝氣，自由，活力，是一種無國界的，能夠引起廣泛共鳴的特質。第二，作為全球獨一無二的名字，中文名字絕非是對 Google發音的簡單“漢化”，一定要體現中國的本土特色，體現富有本地化的精神。這種想法貫穿了Google中文命名的整個過程，要選的中文名字不一定要符合Google公司的傳統精神，但一定要符合中國的文化特質。
“近乎肉搏似的爭論，艱難的決策”
伴隨著中文名字的篩選過程，一場Google全球所有中國人普遍參與的“熱烈爭論”在中文名字的討論上得到了淋漓盡致的表現。
很快，一個工程師迅速制作了在Google內部的網站中建立了中文名字的專區，并將與此相關的幾年來與中文名字相關的討論資料進行了整理供大家參考。一個有關此事的郵件列表也被制作好，所有的Googler中國人都躍躍欲試，甚至一個在出差中的員工聽說此事后，專門發信要求將自己加入郵件列表，他說，雖然他的郵件暫時不能顯示中文，但是他希望能用拼音的方式告訴他備選項，這樣好參與自己的意見。
“大家投票吧，”這是這個階段最常用也是最重要的意見表達方式，勾股、博古、博谷、酷果，古狗、勾果、尋果、多果、索果、咕我、找我、酷狗、我勾、我搜、酷果、酷國、酷狗、酷夠、咕國、咕咕……這些名字成梯隊的走上了“投票臺”，接受所有 Google中國人的票選，很快目標集中下來，而更激烈的爭論也隨即開始了。
一些工程師提出過諸如數字或表示數字的“百冪”等名字，因為Google一詞來源于數學術語Googol，本義代表10的100次方。但由于過于技術化，不易被普通用戶理解而放棄了。
為了表明自己的選擇是最好的，Google的中國員工找出了各種各樣的佐證，有的人說“咕果”的發音與其家鄉的方言完全一樣，所以是最好最中國化的；有的人從語音分析的角度，將每一個發音進行了詳細的論述，并且將“格物致知”的涵義充分結合，認為“格高”是個好名字；還有一些員工則開始“拆文解字”，從偏旁部首，到語音感覺，再到詞源意義，這些擅長于最先進網絡技術的工程師嚴格根據“信達雅”標準展開爭論。
目標越來越清晰，拿著中國Googler的討論結果，市場部同仁們專門到美國總部向所有中國 Googler們面對面介紹了中文名字進展情況。這次會議是Google中文名字命名中的重要一步，候選名單終于縮小到三甲之內，最終鎖定在了“谷果”，“古歌”。兩大陣營隨之形成，即便是公司高管層也罕見地出現了意見分歧，開復、韶寧則成為了“谷果”堅定的支持者。支持“古歌”的陣營認為“谷果”這個名字更像是一家農產品公司的招牌，而“古歌”足夠厚重卻被批評不符合Google常為新、年輕的整體品牌形象而遭到來自Google工程師們的反對。起名陷入僵局。
“一個好名字才是真正的開始”
在Google全球，公司文化是透明、平等、公開的，所有的問題都是擺在桌面上談，在對一個問題決策的時候，大家可以充分發表自己的意見和看法，甚至是爭論，但是一旦決策制定出來，所有人都會堅決的執行，襟懷坦白，正直公平是Google的特點，也是所有Google人都尊崇的文化標準。
這樣的價值觀和文化標準就直白地體現在了Google的中文命名上。對此，李開復在中文名字誕生后曾開玩笑地說：“我們民主做事方法應該堅持，值得鼓勵，但也不能因此討論不出結果來。”
一個閃念打破僵局
王懷南，Google亞太區市場總監。2005年12月的一天，已經被中文名字和僵持不下的爭論搞得有些心煩意亂的王懷南胡亂地在紙上將現有的名稱拼來拼去，突然，“谷歌”的組合躍然紙上，王懷南興奮地將“谷歌”兩個字大大地寫在紙上，然后不厭其煩地跑到每個人的桌前挨個詢問：“你覺得谷歌怎么樣？”“這個好不好？”。為此，他幾乎問遍了所有Google中國的員工，面對這個選擇，大家表現出了驚人的一致，Google的中文名字“谷歌”在2005年12月的某一個陽光明媚的午后誕生了。
Google全球的中國員工們毫無保留地表達著他們的喜愛之情，同時卻仍然不忘調侃一番，一個員工說，“谷歌”讓他想起來了“李谷一的歌”，而“谷歌”很快在內部被引申為：谷哥。一個員工說，谷哥？莫非是硅谷的大哥？
“谷歌”，充滿中國式的田園詩意，拋棄了呆板的英文直譯。張晶說：“你可以說我們是來自硅谷的歌聲，懷藏憧憬，默默地服務全球中文用戶，也可以說是豐收之歌，喜悅之歌，總之，這是一個屬于全球中國人的Google。”
張晶表示，在選擇名字的過程中，他們也受到了凡高名畫《Starry Night》的啟迪。Google曾經為了紀念這位非凡的藝術家，創作改編過這個名畫，將它變為了流傳很廣的Google Noodle。凡高手中的繁星之夜，又宛如流淌在山谷的歌聲，表達了Google充滿理想，默默耕耘，實現夢想，收獲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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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我國街道名稱的英譯
我國街道名稱如何英譯？這似乎是一個多余的問題。君不見，自從有了用中英兩種語言文字開展中外交流以來，我國街道名稱以英文的面目出現已經相當頻繁；改革開放以來，中英文對照的名片（當然印有英譯的地址）簡直數不勝數。
然而，我國街道名稱的英譯，其五花八門的程度，也是人所共見的。讓我們從我國街道名稱英譯的現狀、外國人對我國街道名稱的英譯、外國人對其本國街道名稱的英譯、我國街道名稱英譯的趨向以及如何使我國街道名稱的英譯統一、規范起來等五個問題，研究一下對我國街道名稱的英譯。
（1）我國街道名稱英譯的現狀
我國街道名稱的英譯方法，目前大體上有三大類：一是“漢語拼音法”，二是“音意結合法”，三是“全盤意譯法”。
所謂“漢語拼音法”，就象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早已通過的中國專有名詞的翻譯采用漢語拼音方案那樣，用漢語拼音方案來處理我國街道名稱的英譯。例如：“亮馬河南路”英譯為 Liangmahe Nanlu，“東直門外大街”英譯為Dongzhimenwai Dajie，“北十九道街”英譯為 Beishijiudao Jie，“沙面大街”英譯為 Shamian Dajie，等等。有的還將每一個漢字單獨譯為一個詞，如：“光華路”譯為 Guang Hua Lu.
所謂“音意結合法”，是指將專名部分作音譯處理，通名部分作意譯處理。這是比較流行的譯法。象將“城中路”譯為 Chengzhong Road，“民主街”譯成 Minzhu Street這樣的例子，已是眾所周知，不必多舉了。
問題是，事情并沒有這么簡單。我們的祖宗，在“路”、“街”之前，還設有“大、干、正”，還有“東、西、南、北”，還有“上、中、下”，還有“前、后、內、外”，還有“支、橫、新、舊”，還有“一、二、三、四……”等等，不一而足。有的則稱“路”為“道”。
有人將“大道”、“大街”，一時譯為main Road，main Street，一時統譯為 Avenue，或譯為法式的 Boulevard，有時則視“大”如不見，干脆譯為 Road和 Street了事。如“沙面大街”只譯為Shamian Street.
至于對“東、西、南、北、中”的處理，則呈“三足鼎立”之勢，把這些方位詞分別放在前、中、后的位置上，如：同一條“天寧南路”就有 South Tianning Road，Tianning South Road和 Tianning Road South，分別都有來自外國或香港地區的出處依據。然而，已經逐漸有了將“東、西、南、北、中”并入專名部分去的傾向，如：將“解放中路”譯為Jiefangzhong Road.
而對“前、后、內、外”，“上、下”，“支、新”的處理，也是“各顯風騷”，“自樹一幟”，使人眼花繚亂。如“水西門外江東門新街”譯為“ New Street，Jiangdong Gate，Outside Shuixi Gate”，有的則將“外”譯為“Outer”。
談到“里、巷、弄”，似乎不大好弄。辭典和一些譯例表明，這三者均可譯成或Lane或Alley或Alleyway.在1981年出版的我國第一部《中國電話號碼簿》“安徽”一章中，同是合肥市的巷，有譯成Alley的，如“向陽一巷”譯為 Xiangyang Alley No.1，也有拼音化的，如“大眾巷”譯成Dazhong Xiang.在幅頁廣大，人口眾多的我國，與這三者表意相同的，還有“條”、“胡同”等等，意譯也同上，各顯“神通”。
所謂“全盤意譯法”，顧名思義，是徹底的意譯法。如：“五一路”譯為“May 1st Road”，“天壇路”譯為“Temple of Heaven Road”，“珠江路”譯為“ Pearl River Road”，甚至將“經四緯六路”譯為“Longitude 4 Latitude 6 Road”，等等。這種方法，畢竟不多，茲不詳表。
（2）外國人對我國街道名稱的英譯
正當國人對街道名稱的英譯呈五花八門之勢，起“春秋戰國”之爭時，外國人對我國街道名稱的英譯卻悄悄地趨向于“漢語拼音”式的規范化。且不說是我們應了“人生識（英文）字糊涂始”這句話呢，抑或外國人畢竟是“旁觀者清”，還是實在一點看看英文老祖宗的后代和使用或流行英語的國家的人是怎樣翻譯我國的街道名稱吧。
此事不難。讓我們看一看外國駐華使領館地址的英譯，就應有所啟發。且看：英國駐華使館所在的“光華路”是Guang Hua Lu；
美國、新加坡駐華使館所在的“建國門外秀水北街”是Xiushui Bei Jie，Jian Guo Men Wai；
加拿大、馬來西亞、澳大利亞駐華使館所在的“東直門外大街”是Dongzhimenwai Dajie；
挪威駐華使館所在的“三里屯東一街”是Dongyi Jie， San Li Tun；
荷蘭駐華使館所在的“亮馬河南路”就是Liangmahe Nanlu；
羅馬尼亞駐華使館所在的“日壇路東二街”則干脆為Ri Tan Lu Dong Er Jie；
有人可能懷疑這是中方編印使館地址時的譯文。我們可以看看外國駐華外交官的“原始譯作”：澳大利亞駐華使館簽證部1987年12月15日開具的一份證明書上“北京東直門外大街15號”的英譯是“15 Dongzhimenwai，Beijing”。其時并未將“大街”譯出，后來就補譯成Dajie，故至今仍在其官員名片及簽證通知等文件上將“東直門外大街”譯為“Dongzhimenwai Dajie”。
日本國駐廣州總領事館所在的“環市東路”在該國領事官的名片上的英文是 Huanshi Donglu.
（3）外國人對其本國街道名稱的英譯
外國人在處理本國街道名稱的英譯時，是如何進行的呢？
英語國家的街道名稱，本身就是英語，沒有英譯的問題。
法文的街道單詞有Rue， Avenue和Boulevard等，英譯時照用這幾個詞不誤，而沒有考慮要改成對應的 Road或Street或什么的。
馬來文中的街道稱Jalan，馬來西亞的街道名稱在英譯時并沒有應否改譯為Road或Street的爭論。
意大利的街道稱Via，意大利的街道名稱在英譯時理直氣壯地用Via，并沒有人說這是貽笑外人或貽誤外人。
德文的“街道”原寫成Straβe，考慮到英譯時英文打字機沒有倒數第二個字母那樣的字體，德國人寧愿用兩個“S”代之而堅持用德式的街道單詞，寫成Strasse，似乎并沒有人譏笑那是“德式洋徑濱英語”。
連我們一衣帶水的近鄰日本，在街道名稱的英譯上也沒有我們那么復雜，其街巷單詞，有借用漢字表示的“町”和“丁目”，讀如 MACHI和CHOME，日本人英譯其街道名稱時，也毫不猶豫地“照用Machi和Chome可也”，并無研討是否要改譯成Road或Street和Lane或Alley.
在詞序方面，不少外國人還堅持保留其本國文化固有的語序。如法國人、馬來西亞人、意大利人堅持通名前置法，即將Rue、Jalan、Via放在專名部分的前邊，日本人則保留通名后置法。然而，并沒有人因為他們不用Road和Street而說他們譯得不地道。
看來，這里有一個保留本族語言的文化傳統的問題。
（4）我國街道名稱英譯的趨向
街道名稱之所以要翻譯，是為了方便交流，再具體一點說，主要是方便依名尋街和通訊連系，而不是用于炫耀外文的研究和精通。
說到依名尋街，外國人在北京要問“東直門外大街”怎么走，我看用Dongzhimenwai Dajie要比Outer Dongzhimen Main Street要立竿見影得多。對Dongzhimenwai Dajie，不管你懂英語與否，無論士農工商，賣冰棍的，拉大車的，男女老少，都知其意。
這不是一種偷懶的作法，而是一種講求實效的方法。至于通訊聯系，郵遞員最有發言權。用“漢語拼音法”英譯的街道名稱，在小學學過漢語拼音，在中學繼續學普通話的郵遞員都能看懂，比那一街多譯的“音意結合法”容易多了，更不用說那種“全盤意譯法”了。
其實，我國街道名稱英譯已經有一種逐漸走向“漢語拼音化”的趨向了。早在1981年，我國出版第一部中英對照的《中國電話號碼簿》時，對街道名稱的英譯大體上可分兩大類：一類是“漢語拼音法”，另一類是“音意結合法”（包括極少量的“全盤意譯法”）。
當時在該書出現的省、直轄市、自治區共有29個（臺灣省除外，海南省未建），用“漢語拼音法”英譯街道名稱的省、市、自治區有 16個，分別是北京、福建、甘肅、廣東、廣西、黑龍江、湖南、江西、吉林、遼寧、青海、山西、四川、天津、云南和浙江，而出現在其他13個省、市、自治區的街道名稱則主要用“音意結合法”譯成英文。但是，其中也有兩法“交叉”的情況。如浙江部分紹興的街道名稱是用“音意結合法”翻譯，而江蘇部分徐州的街道名稱用“漢語拼音法”英譯。
（5）并非結論的結語
街道名稱的英譯，是不少人認為易而為之，卻又是不少人總覺得不盡人意的一項工作。僅靠某個權威人士出來講話，或光發表幾篇文章是不能解決問題的。當然，人們，特別是初涉譯壇的人，無疑可以從一些體會文章中得到啟迪，舉一反三地動手譯來。
我們應當注意“漢語拼音化”的趨向。在“路、街、巷”等容易找出對應的英語Road、Street、Lane之時，不妨意譯這些通名部分，而不妨把“前、后、左、右、上、中、下”等字歸到專名部分以“漢語拼音法”處之。如“工農北路”可以譯作Gongnongbei Road，因為，人們往往在實際應用中，漢語也會把“工農北路5號”略為“工農北5號”，而郵遞員也心知肚明。同樣，“中山一路”可譯成Zhongshanyi Road.
然而，如果要達到街道名稱英譯的統一、規范，推行“漢語拼音法”無疑是“快、好、省”的，英語老祖宗的后代，以英語為母語的外交官和外國友人，都這樣譯了，我們還怕什么“不地道”！
之所以說“并非結論的結語”，是因為個人的意見不能作為使之規范的結論。誰可以作結論呢？各地的地名委員會可為之。
由地名委員會牽頭，翻譯組織，郵電、工商、文史等部門參與，廣泛討論研究定案，再經一定的法律程序，是可為的。一經確定，就應我印發街道名稱英中對照索引資料，象《香港街道地方指南》中的“街道索引表”那樣，既有中英索引，又有英中索引，豈不統一、規范？！
其實，采用漢語拼音方案拼寫中國地名，這已經是1977年第三屆聯合國地名標準化會議通過，成為國際標準的。這似乎已經是結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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